在加沙的一個難民的家里，這個老人很幽默。他并不像想象的哭哭啼啼的樣子。他是 1948 年被加沙驅趕出來的，先到了海法，然后又被驅逐了第二次，到了約旦杰拉什的這個難民營。他說，從 1948 年到現在，一 共有 40個孫子。
我戴著象征巴勒斯坦的頭巾。世界對這種頭巾并不陌生。現在你到西方旅行，在街上常能看到這種頭巾。那是年輕人向社會發出的暗號: 誰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過來打招呼。這是當今世界主要的符號之一，黑白格的巴勒斯坦頭巾。這是在難民營的鎮上行走。我們穿的是伊斯蘭慈善協會的背心。要求我們穿上這種背心，怕的是萬一局面不好控制。但一直很安穩，沒有出任何事。我在出發之前寫了一篇講演稿，題目叫《越過死海》。從地理上來說，不管是到黎巴嫩也好，還是到約旦也好，都要飛過地球上著名的最低點、負于海平面 390 米的死海。當然，這個詞兒很晦氣，很不吉祥。它更多指的是人心深處的冷漠。我寫了一篇簡單的散文，考慮到在現場念的時候聽眾立刻能懂，表達很直白簡單。我們去了五個地點。大家都集中到一個活動中心或清真寺或者是一個孤兒救助中心。在他們的統計表上排著生活水平最低的人的名單，我們就按著名單來發錢。我在這五個地點都作了講演。在這五個場合加 起來，接受捐助領錢的不滿 500戶，只有 470 戶左右。剩下的錢，我們自己挑人，到個別人家去家訪———整個 捐獻活動就是這么做的。
我在作《越過死海》的講演。現場幫助我翻譯的，是在中東留學多年的中國的穆斯林留學生，他們的阿拉伯語非常非常棒。我在語言上受了很大的啟發。我們小隊有一個原則，是一定要雙手把錢遞過去。
雙手送上錢，握手，道賽倆目。絕不能有一點點居高臨下的感覺，不能讓他們感覺好像我們是來施舍的。我在講演稿中也講: 我不是一個富人，我只是一支筆。這只筆接受了它的使命，寫了一本書，現在我們把這本書掙的錢交給你們。就這么簡單。
巴勒斯坦人黑人成分之多讓我很震驚，原來我以為巴勒斯坦難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膚色。沒想到黑人的比例很高。這是難民營的外觀。有一首西班牙語的歌叫Casa de cartón，唱的就是這種建筑，中文就是棚戶區。就是硬紙殼或是鐵皮板搭的房子。
前面的三個大學生是約旦當地的大學生。我們第一次捐款的時候，他們怕我們有什么閃失，就來給我們作自愿者。
實際上事情發展的比我們想象的平穩、莊嚴、充滿自尊，這是我作為當事人的一點感覺。我們也尊重他們男女有別的風俗。在給錢的時候，如果對方是男性就由我和我的朋友來遞。如果是女性，就由我們小分隊里面的女性來做，我們盡量避免產生由男性遞錢這樣一個有點不太尊重的微妙的感覺。事實上更多的情況是男性不好意思出面，都打發女的來排隊。她們穿上禮服，黑袍子把頭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們本來打算援助 50 戶人家，每戶 2000 美元，這樣援助的力度大一點。結果他們說不如 500家人每家 200 美元。我們說都可以，500 家的話比較麻煩，需要組織，他們說沒問題，我們就同意了。
這樣在每次捐獻的時候都有這么一個集體場地。然后有很多人跑來跟我們聊天，尤其在講演之后，因為講稿里邊有我們的心情和目的，很多人聽了以后就來跟我們交談。這一位戴白蓋頭的婦女就是主動過來跟我們交談的。她說我是一個烈士的媽媽，我的兒子在加沙犧牲了。我說，你的烈士兒子，有什么留下的照片嗎?？她說你看，我的手機里有他的照片。我就用相機把她手機里兒子的照片拍了下來。這張照片是哈馬斯發給她兒子的烈士證書。
我想在這兒補充一個別的話題。我在出發之前看了大量關于巴勒斯坦的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著名攝影家廣河隆一寫的《巴勒斯坦》。他是在2003 年報道伊拉克戰爭最深入的攝影家、又是在 1982年夏蒂拉難民營那場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屠殺后，當尸體還在蠕動的時候、趕到現場的全世界第一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文化教養非常豐厚，他不想用攝影師的圖片，而是直接寫了一本當前史。這本歷史書寫得非常生動，所有情節都有作者親臨現場。
我有一個朋友，我們倆有一次談崩了。他說，哈馬斯跟以色列都不對，以色列鎮壓和屠殺是不對的，哈馬斯用火箭彈也是錯的。我說: 你能把 B52 轟炸機的轟炸，和一個小孩向天空打彈弓相提并論嗎?我發現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世界中———我想在座不少人也認為:錯誤是對等的，錯事是大家均分的。我覺得以這種觀點看世界，是這個世界最大的危害。所以我推薦大家看看廣河隆一寫的《巴勒斯坦》。他講的非常具體。比如說今天以色列出動了多少飛機，殺死了多少人，白磷彈在人的尸體上鉆成一個圓錐形的洞，一直往下燒。人早死了，燒過皮膚，燒過肌肉，燒過骨頭，還在燒，一直變成灰了，只要那個磷還存在就一直吱吱吱地轉著圓圈燒。在這樣的屠殺之后，一片死寂。人、房子全被轟成了瓦礫。在這個時候，哈馬斯一下打回去一發自制火箭彈。就這樣，用千比一的比例來向世界宣布: 我們不投降。就是因為這一步不投降，就是因 為這一點點抵抗，使得巴勒斯坦問題在64年之后依然存在，而沒有像我之前提到的、打引號地被解決了。它依然是世界不得不承認的、一個關于正義與不正義、大事與大非的一個根本問題。你可以掩飾，可以不報道，可以動用你手里強大的媒體來歪曲，但你沒辦法不正視他的存在。昨天晚上電視上報道，以色列又用飛機襲擊了加沙。中國的電視臺用所謂的中性的、好像與之無關的口音說著:以色列的什么對空防御導彈攔截了哈馬斯的火箭彈。我堅信，如果是日本的廣河隆一在的話，他會把昨晚新聞背后的東西講得很細致:這塊土地曾被以色列在哪一年和哪一年怎樣蹂躪過、這一次又有多少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死亡、軀體上白磷彈怎樣還在燃燒、房屋第幾次被打塌、人怎樣被埋在下面。同時，哈馬斯打了幾發自制的火箭彈。
還有兩個在北京打工的寧夏固原小孩。他們的爺爺跟我很熟，即《心靈史》書中寫到的啞巴阿洪。啞巴阿洪在1958年政治壓迫之下曾經決心自殺，用刀片割了脖子以后沒死掉，暈掉了。家里人第二天準備埋他的時候發現他還有氣，就把他拉回家，宰了個雞，雞毛拔掉，把雞皮撕下來貼在脖子上，外科手術就結束了。
結果沒感染也沒生病，他活過來了。但是，自那一天起，他決意不說話。一直到“四人幫”倒臺的 1978年，政府才動員他說話。因為政府聽群眾反映在 1975、1976年，有人聽見他夜里在念經，于是就發現這老頭不一定是真啞巴。紙里包不住火的，它總會傳出來。啞巴阿洪后來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孫子在北京打工，他見到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忙得不得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就來幫忙。我發現這孩子思想在動，腦子在轉，他老覺得這件事他想參加，但是他一個打工娃拿不出 1500 塊錢來。
我心里也覺得很難受，但我不能給他開后門，因為這樣的后門一開就沒完沒了了。后來這小兩口到我們家來，送給我們這個滄州體的太斯密十字繡。“太斯密”的意思就是以慈憫一切的真主的名義。這種滄州書法體流傳很廣。在中國東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清真寺中都在用這個字體。這寧夏小孩兒特別有意思，十字繡，是一種歐洲也流行的手工藝。他們把它拿來后，我們當場就決定，這幅十字繡，我保證送到巴勒斯坦難民營的一個清真寺里。
后來我跟他倆說，你放心，我會想辦法讓你得到一本書的。此次，我們動員了一共五六個富裕的企業家，讓他們掏出錢來，買書捐給無力購買、但是應當擁有書的人。我的散文《大坂城的寒夜》講過的大坂城清真寺的寺師傅，也是一個固原青年，總在街頭書攤上看書。書攤沒人光顧，唯有他一個人天天立讀，竟然讀得出了名。對這樣的人，我們動員富裕的朋友買書送給他。對那個已經離開了大坂城的固原青年，至今我們還在尋找他。
我們臨出發前刻了一枚圖章，是用阿拉伯文刻的“以《心靈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難民天課決行現場”章。下邊是簽字格，就是讓巴勒斯坦人留字紀念。巴勒斯坦人識字率是很高的，幾乎沒有文盲，只有極個別一兩個的老人表示不會寫字，只是畫一個道就算簽字。但更多的是簽名，有一部分人是認真的留言。這個本子，是我獲得的珍貴禮物。
這是在另外一個現場。我有兩個黑白格巴勒斯坦頭巾，一個裹頭的，一個掛在脖子上的。這一天脖子上掛的圍巾上，印著阿克薩清真寺，旁邊的一句話使我永遠難忘:Al Gudus lena! ( 耶路撒冷是我們的) ———當 時讀著感到熱血沸騰。
還有一家人，兒子精神受到了過分摧殘后，精神超脫了他的意志，崩潰了，變成了一種精神的殘疾人。因為怕他發病傷人，家人居然用鐵鏈把他鎖在欄桿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一個很流行的美國小說，叫《大衛的傷疤》。這本小說是一本巴勒斯坦簡史，令人很輕松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全貌。小說中寫到一個小孩，被以色列抓走了一個月后，放出來了，但從此這個小孩不說話了。誰也不知道他看見了什么，誰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反正他永遠地緘默了。在約旦杰拉什難民營看到這個人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個小說。我們不知道他們想什么，遭受了什么，只知道他沉默了。
這是北京的一個穆斯林老人，已經九十多歲了，也是我的摯友。他參與了我們書的編輯工作。對參與編輯的人，我們有一本贈書。我臨走之前去看他，他拿出 1 500 塊錢來。我說，我們有一百來本是贈書:各個教派的負責人，書的編輯者，和三十多年來作為我的基地的家庭。給你贈書并不是特殊。我說: 那我去不成怎么辦啊?巴勒斯坦又不是我們家后院兒，拿不到簽證怎么辦呢? 他說: 這錢跟著你走! ……他說:這些天，夜里我一想起巴勒斯坦難民，就哭著醒了過來! 這筆錢你必須拿走，這本書的這個錢，必須要有我一份! ……他急了，眼淚又流出來。他也是脾氣很大的人，我不敢跟他再爭，九十多歲的人了，今年已經幾次病危。
但就在那一剎那，我下定了決心，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干成。我在那一天決心下定，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完成這次捐獻。本來我在朋友們的短信中使用了這樣的語言:“捐助第一目標為巴勒斯坦難民。”話的潛臺詞是還有第二目標。第一目標實行不成，我們轉到別的地方干，新疆、西藏、西海固等等。但是在那一天我下定決心，只要還有一口氣，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把這件事干成! 我說，這樣:您拿著這錢，再拿著這本書，照一張相。我拿著這照片和您這份錢，到了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時候，交給一個和您年紀差不多的老人，讓他再拿著您的照片照一張相，我帶回北京給您。
———這件事情，今天我已經能輕松地說，都如愿做到了!那張北京老人的照片，他特意穿上了他的哈吉馬甲，一手 1500 元天課，一手拿《心靈史》。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一位從加沙被驅趕出來的巴勒斯坦老人，也把 400 美元，實際要比 1500 元多一些，交給了他。
這是一手拿著中國老人的天課、一手拿著他的照片的巴勒斯坦老人的照片。待回到了北京，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北京老人，他對這幅照片無比珍視，印了好多張，分送給朋友。至此，每個人的心愿都實現了。所以，當出了那戶老人的家門，兩腳還踩著杰拉什加沙難民營的沙礫土地時，我用手機短信這樣通知國內的朋友:“你的美意，我的決心，均已實現。”
這是巴勒斯坦難民營里的小孩們。阿拉伯的小孩兒活潑得不得了。我想全世界的小孩兒都一樣。兒童生活在任何時候，不管現實多么殘酷，天真快活的朝氣會壓倒一切!那種就是要玩、要鬧、要追著跑的勁兒，莫名地給人一種巨大的鼓勵。我們被這里的小孩兒追著，跑著，把我們從北京帶去的一些小禮物送給他們，他們都很開心。有一個小女孩兒一路跑著，追著我們的車。我現在覺得后悔，應該停下來再跟她玩一會。
這又是一個黑人。巴勒斯坦難民中的人種、種族、民族的比例，和 1948 年后到底有多少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了傷害，我想，這是一個我們知道的很少、但必須窮究的問題。巴勒斯坦難民中有很多基督徒，并不都是穆斯林。因為巴勒斯坦是世界的底線，因此即使很多很壞的國家或者很壞的政府，也都在表面作出對巴勒斯坦進行援助的行動。大多數基督徒巴勒斯坦難民都被基督教國家收容了。黑人難民的來源和故事，我們一無所知。
我有一個聯想: 在巴勒斯坦問題發生之前，世界是怎樣的呢? 我的講演詞中的第一句是，我生在1948 年。當我出生的時候，我不知道，在你們被驅逐著離開家園的隊伍中，可能有些小孩兒呱呱墜地，和我正同年。在奧斯曼帝國時期，整個巴勒斯坦地區也好，全世界也好，都有一種民族自治區，這些自治區內部，享受宗教自由和本俗法治理，有點像中國的唐朝蕃客居留地。國家有基本的稅收，但沒有任何的宗教歧視。所以在奧斯曼時代，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都能一起生活。黑種老人的照片可能是一個殘影。
我順便說一句，1972年，日本的紅衛兵即日本的“阿拉伯赤軍”———這五個字一個字都不能改變———到達巴勒斯坦，決心把在國內無法實現的革命理想和巴勒斯坦的解放斗爭結合在一起。在那兒犧牲的幾個日本人，和他們后死的國內戰友，都把自己的遺骨埋到貝魯特烈士墓地。他們的墓碑上，都只有阿拉伯文而沒有日文。包括年月日都用阿拉伯文。他們的“逝于某年”都寫為“犧牲于”。我覺得很震動，這個表述很重要。
小編按：這一部分有很多段落都以“這張照片是......”，小編翻閱了百度，谷歌想要更多的找到一些現場照片，但是所有和張承志老師此行有關的圖片，也只是寥寥三五張。實屬遺憾。而關于前一段落中張承志老師所提及的小說《大衛的傷疤》，風尚季此前也專門做過一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看歷史消息，但更推薦購買此書，值得一讀。
